何祚庥在“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对〈易经〉文化的反思》。他说：“易经文化是过了时的落后文化，属于唯心辩证法，对生产力起促退作用，违背民意，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易经》是神秘主义，是笼统文化，是玄学。受《易经》影响的中医，不仅不如西医，如果继续证明《黄帝内经》完全正确，就不会再有医学的进步。”更有甚者，他竟认为毛泽东头脑发烧也是受易经文化的影响。他告诫国人，若不把《易经》批深批透，不彻底消除《易经》的毒害，就不能找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有用元素，甚至可能重蹈以往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覆辙，中国有可能又要大祸临头。他认为，受《易经》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是有重大缺陷的。

看来由何先生挑起的这场关系到对传统文化是应当大力弘扬还是彻底否定的大辩论，不可能再和稀泥，必须争个水落石出了。现在，我对何先生否定《易经》的论据提出如下分析，并欢迎何先生把这场论争坚持到底。
    一、何先生关于这场大辩论的策略

对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辩论，何祚庥是酝酿已久的，是做了周密准备的，在何时从何处发起进攻都是精心策划好的。如果说何先生的准备工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对《易经》本身缺乏认真的研究，违背了“知己知彼”的原则，犯了“胜者先胜而后求战，败者先战而后求胜”的兵家大忌。尽管如此，何先生的行动在客观上还是有功的。因为辩论对澄清是非是有好处的。
何先生对《易经》的内容缺乏研究，却对与《易经》并不相干的缺点和错误讲了不少，而且用了大量篇幅来讲故事。

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毛泽东1958年头脑发烧，支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这个故事的中心意思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大师都未能拿的稳，走向了唯心主义，那么许多辩证法的研究者至今对《易经》仍然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兴趣，岂不是更拿不稳，更容易走向唯心主义吗？何先生认为：把“胆”和“产”有机的联系起来，不能说不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而“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也是一种“辩证”思维模式（指《易经》）。然而，正是这样的“辩证”思维模式导致了“大跃进”时代的“亩产10万斤”！所以这是一种唯心辩证法，思想脱离了实际。

何先生在与《易经》研究者丘亮辉先生争论《易经》究竟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的时候，何先生承认《易经》是辩证法之后指出：“辩证法有两种：一种是唯物辩证法，另一种是唯心辩证法。”在第一个故事里，何先生重提毛泽东走向唯心，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蒙受了重大灾难。他对《易经》没有明指，只做影射，是有意打下伏笔，让人们联系第二个故事去想。

何先生讲的第二个故事，是《镜花园》第十八回里多九公和紫衣女卢紫萱、红衣女藜红薇之间的一场争论。通过这个故事，何先生明白地批评《易经》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华文明几千年，直到今天仍在某些领域内保持着影响力（如中医理论，甚至在中医治疗中，都有相当影响）。他说：“《易经》思维模式，不仅是《易经》本身，还要看到在《易经》的影响下，有一大批注释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直到现在，国内外都保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包括不少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都对《易经》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兴趣，也可以称之为‘《易经》文化’，或称为‘《易经》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易经》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把《易经》作为“先进”文化来加以颂扬，还是将《易经》作为一种过了时的、落在时代后面的一种文化来加以剖析，在剖析中也许可以找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有用的元素。恕我直言，我以为这是当前《易经》研究中具有原则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联系何先生所讲的这么两个故事、所说的那么一段话，不难看出其用意：挑明辩证法只有二种，不是唯物就是唯心；既然《易经》不是唯物辩证法，当然只能是唯心辩证法；毛泽东头脑发烧，是因为没有拿准唯物的立场，走向了唯心，才使全国人民大祸临头的。这是让大家去意会：毛泽东头脑发烧是对《易经》文化缺乏免疫力的结果；连毛泽东这样的唯物辩证法大师都拿不稳，别人还在话下吗？至此，人们只要按照何先生的逻辑程序去推理，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的灾祸，是因为受《易经》文化影响而招致的！

何先生对《易经》文化的不满情绪压抑已久，这次发起批判，在时间上选在杨震宁先生9月3日的讲话以后，也非偶然。这表明，何先生为发动这场大辩论，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突破点上，都是颇费心思的。

二、毛泽东头脑发烧，是顺应《易经》文化还是背离《易经》文化？

单就辩证法而言，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强调的是“对立斗争的绝对性”；《易经》的“阴阳哲理”中强调的是：“阴阳互根，相反皆相成。”阴阳之间，只有相需关系没有斗争关系。阴阳学认为：斗争的本质是同性相斥，当阳压过盛时，为了消除阳性同性之间的矛盾，只能补阴；反之，阴压过盛时，引起阴性同性之间的斗争，则需补阳。

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关系，与阴阳关系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何先生反对笼统，此处何先生自己却笼统地把辩证法和阴阳论混为一谈，只能证明何先生对《易经》哲理的认识实在是太缺乏了，否则也不会犯何先生最厌恶的另一个毛病——采取“无的放矢”的手法，对《易经》兴师问罪。

众所周知，1958年大跃进，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把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全国人民只剩下歌颂的权利，没有人敢用《易经》中的“阴阳哲理”反对乃至是提醒毛泽东不要坚持斗争哲学，注意物极必反，更不敢提倡《易经》中的中庸思想。毛泽东如果在当时有一点《易经》的影响，也不可能头脑发烧。这不正好说明，当时毛泽东的行为完全背离了《易经》的哲理吗？

老子是《易经》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强调的是“无为之治”。毛泽东当时的行为，如果受到“无为之治”丝毫的影响，能犯1958年的错误吗？再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发动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行为看，毛泽东的《矛盾论》，不正是反《易经》思维模式的吗？

何先生费尽心机准备的第一份材料，本想作为反《易经》文化的论据，结果起到相反的作用。此外，阴阳的对立，不仅是相需的关系，更是定性分析。例如：火水、动静、表里……都是前者为阳后者为阴，与辩证法的只笼统讲对立而不讲定性，也有着原则的区别。看来何先生在承认《易经》是辩证法后，虽“仔细思想”过，才把《易经》笼统地认为是唯心辩证法，而这个笼统的辩证法，却能用定性分析，比只讲对立不讲定性的辩证法到底是谁更笼统呢？
    三、唯物与唯心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吗？

唯物与唯心都认为宇宙本源是一元，是单性繁衍，只认其母不认其父。阴阳学认为，宇宙本源就是两性。“阴阳者天地之父母……阴阳和万物生”是阴阳学中最经典的表述。宇宙万象都是在两***合中派生的。由于宇宙本源就是两性，所以宇宙万象都是对立的统一（两性），与唯心辩证法有原则上的区别。何先生误把阴阳学看成是唯心辩证法，难道不是“无的放矢”吗？

宇宙本源如果只是一元（单性），宇宙就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化学变化、生物变化等一切变化都是如此。单一种元素无论数量多少，都不可能产生化合和分解反应。如果没有化合与分解，也就没有宇宙万物。
生物的繁衍也依靠异性的交合，虽有雌雄同体的生物，它的繁衍仍离不开自身内部两性之间的作用。

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只要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决定宇宙本源一元论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那本源自身又为何只是单性（物质或精神），而不是对立统一呢？
   “存在决定意识”是唯物主义者证明物质第一性的最有力证据，但对抽象的存在概念却没进行再认识，犯了何先生所反对的笼统的毛病，因为单是物质的存在就有空实、正反、明暗之分。精神也是存在，精神不仅有善恶、美丑、是非、智愚之分，也有理想、幻想、精神病之分，是哪种存在决定“意识”呢？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物质概念如何界定问题展开过讨论，同是唯物主义者，对物质概念的认识多有分歧。虽然如此，物还是要“唯”的，因为，唯物本身，已经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像商标权一样，成了学术争鸣的合法凭证。

唯物主义者在理论上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在实践行为上却更重视“意识决定存在”。“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右派犯的就是言论罪，本质是对“存在”提出不符合毛泽东规定的看法，即毛泽东指的乱说乱动，因此而被专政。至今，党对媒体的重视程度在强调导向方面，也并不比宗教（唯心）差。
阴阳学认为，如果把抽象的物质视为载体，就会发现，任何载体都有反应能力，基本粒子就已具备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本能。其实这种本能，就是最低级的精神。

物质结构，有繁简、高低之分，其反应能力（精神）也有繁简、高低之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人的复杂情和欲，本质上仍是吸引、排斥、中和的基本反应。从基本粒子到机器人、从无机物到人类就反应的共性讲，都在“趋利避害”，区别只是对“利”与“弊”的权衡能力的不同。
    马列主义者称宗教为唯心，被他们认为的唯心主义的和尚，其实却称香客为施主。“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虽是一种讽刺，但也不无事实依据。看来唯心与唯物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也“唯”不了，何必非人为地制造矛盾、搞派性斗争呢？
    四、“促进”与“促退”是真理标准吗？

“进”与“退”的关系只能是“进为进中退，退为退中进；进中有退，退中有进；以退压退见真退，以进压进见真进。”毛泽东头脑所以发烧，就是只准促进不准促退。毛泽东批评的小脚女人，当时指的主要是周恩来和邓子恢为代表的促退思想，周邓二人认为合作化不应过快。毛泽东自己亲自挂帅，支持所有的促进派，谁再敢促退谁就是反革命，轻则挨批斗，重则被整死。在庐山会议上，多数人虽然都看到促进的恶果，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想劝毛泽东退下来，只有彭德怀不识时务，公开站出来促退，结果是被整死。稍微对人民苦难表同情想劝退的人，后来不是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就是被打成了走资派。有多少人被整死，已无法统计，连彭德怀、刘少奇等开国元勋，都因想退被毛泽东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敌人，后被整死，谁还敢再言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倡导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哪一点不带有退的性质？党在政策上退下来了，生产和科研以及人民的生活就都上来了。该退的如果不退，该进的也进不了。这是《易经》的辩证关系，不是何先生坚持的辩证法，因为何先生说：“如果是唯物辩证法，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无疑将在中国起进步作用，如果是唯心辩证法，那么往往起促退作用。”
五、《易经》文化是顺应还是违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只有公平合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是唯物辩证法提倡的斗争哲学。怎样实现和谐？只有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全民的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分配的关系，人民才能安定团结。合理到什么程度，也就安定团结到什么程度；失调到什么程度，也就混乱、腐朽到什么程度；到多数人不能容忍时，就将改朝换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它是乱与治的不变法则，也是兴与废的不变法则。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则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条件，这是《易经》哲理中主张中和（中庸）的最基本常识。毛泽东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回顾文革时期批判扬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历史，就更能说明，只有斗争哲学才是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那时也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事实上不仅生产没有促上去，反倒把中国人民促成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卫，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这种危害，至今也未能肃清，难道不与哲学理念和和稀泥有关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兴起了《易经》热。党中央十分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提倡以法治国，更提倡以德治国。谁都不可否认，《易经》是传统文化中的众经之首，否定《易经》就等于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哪还有什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易经》文化违背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什么至今仍兴盛不衰？难道海内外研究《易经》的学者都是精神不正常？或者是白痴？或者是何先生讲的“泥古而不化”的书呆子？
    六、中国科学落后是《易经》的责任吗？

我们不能否认，从清代以后，科学比西方确实是落后了。但在清代以前，中国在全世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几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成就不渗透着《易经》哲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与牛顿是同时代的人，西方科学超过中国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西方科学的发展重要原因是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果。康熙皇帝本人还是开明的，但当时的元老（清政权的重臣）都反对开放，康熙皇帝迫于众臣的压力，为保持政权的稳定，不得不顺从实权派多数人的众议，采纳闭关自守的政策。更有甚者，不仅坚持了封建皇权专治，此后一代不如一代，并大兴文字狱。日本搞明治维新，慈禧镇压康梁变法后，民国年间，又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搞总路线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没完没了的运动群众，甚至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许多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被迫下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科学理论上，都要划分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科学怎么能不落后？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恰在《易经》热的年代，在各方面的成就都十分显著，特别是在速度方面，确实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称赞。
    七、中医真的不如西医吗？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双方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西医在采用现代化科学仪器方面，确实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外科手术，确实比中医发展得快。但也不能否认，某些在西医认为必须切除的器官，中医可以使其恢复正常功能，某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中医更有办法。西医是辩病论治，中医是辩证论治。西药多属替代疗法，缺什么补什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和负作用；中医更强调调动自身的免疫功能，愈后可减少负作用。

西医成本高，中医成本（患者的负担）低，尤其是针灸、刮痧、拔罐、按摩等中医手段，治疗效果好成本低负作用也少，更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负担能力。就是何先生最反对的气功疗法，也有西医所没有的优势。受《易经》影响的武术、太极拳，对健康长寿方面的贡献，比西方运动方式也有优势。

何先生为了贬低中医，指责《黄帝内经》因为找不出缺点而影响医学的进步，难道只有错误百出的哲学才有进步作用吗？真是毫无道理！《黄帝内经》作为医学的经典，因为没有错误，就会妨碍医学的进步吗？事实是，在《黄帝内经》的正确理论指导下，中医界出现了无数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举不胜举。对《黄帝内经》研究较深的名医，在临床上的成就，以及对疑难病的研究和对医学发展的贡献，都有许多创造性的成果，能够抹煞得了吗？

中医的理论，确有神秘和玄妙之处，是因为其高深不是小学课本。科学不神秘吗？黑洞、夸克、反物质、暗物质、真空极化效应……至今仍有许多只知其果不知其因的难题，有待再认识。神秘和玄妙，能算过失吗？

《易经》属于哲学范畴。几千年之所以兴盛不衰，对中国各学科都有战略指导的作用。在《易经》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体存在经络。至今西医用最先进的仪器尚不能说清“经络”为何物？又无法否认“经络”的客观存在。除了《易经》，试问有什么哲学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八、《易经》是哲学上的真理

《易经》作为众经之首，经历数千年，尚无人从其本身哲理中找出错误，难道是偶然的吗？现代科学的成就，只能证明《易经》哲理的正确。譬如，宇宙大爆炸学说，真空极化时“无”能生“有”的现象，以及在夸克现象中出现的“部分的重量大于整体”的事实，用任何哲学都解释不了的神秘现象，都能用“阴阳哲理”给出合理的解释。有些就是在《易经》哲学的指导下，早已存在的预见。如老子讲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明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对宇宙大爆炸、真空极化时“无能生有”在哲学上有了正确的原则论述。连国外的大数学家莱布尼兹都承认自己发明的二进位得益于《易经》的智慧。

《易经》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在数千年前就揭示了宇宙万变不离的宗，这就是《易经》中的“不易”之处，也是其神秘和玄妙之处。用《易经》指导科研，不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且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易经》本身并非神秘主义，相反，《易经》在容纳诸子百家各种主义的同时，并不提倡“主义”，因为只要讲“主义”，就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坚持该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局部利益，而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

科学与哲学，是互根关系，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对科学的战略指导，科学不仅会走弯路，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科学的成就，也在检验哲学理论中的真理程度。事实证明，越是先进的科学成就，就越证明《易经》理论是当前一切哲学理论中最为正确的真理。例如，部分的重量为什么能大于整体？用唯物辩证法是无法解释的，若是用《易经》的阴阳哲理解释则十分简单：重量属于引力效应，任何形成粒子的本身都是阴阳的中和体，自身就有两性，人类所处的场，任何结构都是阳表阴里，这表明，越往物质的深层，阴性越纯，构成物质单位的重量是由异性相吸引起的，物质表层属阳性，空间场的阳性属同性相斥，以密度形式存在的粒子，自身是阴阳中和体，起引力效应的并非表层的实（阳），而是内在的虚（阴），可测到的质量，是被斥力（阳）抵消后剩余的引力（阴）差，夸克现象中部分重量大于整体，那部分，乃是其阴性部分，相当家庭中的女性，当它以整体存在时，相当于夫妻（家庭），在阳表的场中产生的引力效应，相当单身（男）对有女性家庭的引力，一旦这个家庭被冲散，属于家庭中的部分（妻）对于男性的吸引力岂不是更大？

这就是夸克现象中的部分的重量大于整体的原理。我坚信，科学越进步越将证明《易经》的“阴阳哲理”是放之宇宙而皆准的真理，也必将在争鸣中为全世界所了解和采纳，并奉为最正确的哲理。一旦《易经》文化被人类共同理解和接受，必将对实现世界和平、实现大同、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